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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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佛教）
《悲惨世界》（基督教、天主教）
《天方夜潭》 算伊斯兰教的吗？
宗教文学：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66“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信仰文学：狭义上说信仰文学是基于宗教基础上的一种表达方式。
广义上说文学是一种表达方式，信仰的解释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因此个人认为信仰不一定是对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是对人，对物，对自然的一种信仰。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唐·高彦休的《唐阙史》中有一则“三教论衡”，优人(优伶)李可及对三教圣人开了一个玩笑，他用谐音引起的岐义，证明如来、老子、孔子都是女人。李可及唐突三教，本来是带有很大叛逆性的行为，但唐懿宗却开怀大笑。沈从文认为:“附会经典作证，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为意，反逗得皇帝大笑，赏赐甚厚，这就是我所说的抒情空气！”唐人真是搞笑有理、快乐无罪，唐代统治者的心胸确实博大，李可及也成为中国相声的远祖之一。虽然这则史事本是轶闻杂说，无法考证其真相，但唐以后深受三教禁锢的文人学者对此非常喜欢，他们不敢在皇帝面前象李可及一样说讽刺笑话，于是纷纷把它收进自已的文钞，如宋·高怿的《群居解颐》，陆游的《避暑漫钞》，《太平广记》等。
原文如下：
咸通[1]中，优人[2]李可及[3]，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4]，缁黄[5]讲诵毕，次及优倡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齐升座，称“三教论衡”。
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6]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非妇人，何须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
又曰：“太上老君[7]，何人？”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非妇人何患于有身娠乎？”上大悦。
又问：“文宣王[8]，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价者也。’倘非妇人，奚待嫁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翌日，授环卫员外职。（陆游《避暑漫钞》）
注释
[1]咸通:唐懿宗李漼的年号（833年11月14日～873年）
[2]优人:即优伶。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的统称，又称俳优、倡优等，后指戏曲演员。
[3]李可及:伶官，善音律，歌舞，颇得懿宗之宠信，曾受封为威卫将军。《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八一、《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有其事迹。
[4]延庆节:即唐懿宗生日，又名延福节。
[5]缁黄:缁衣”、“黄冠”，即僧侣、道士。
[6]如来:佛的十种称号之一，俗称如来。
[7]太上老君:即老子，道教奉老子为始祖，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民间俗称老子为太上老君。
[8]文宣王:即孔子，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
译文
唐朝懿宗咸通年间，有一个优伶名叫李可及，滑稽搞笑，超过同类的人。虽然不能寄托讽谕，但乖巧伶俐，也不可多得。曾经因为延福节，和尚、道士讲诵经文完毕，轮到优伶演戏。李可及穿上儒生的宽袍大e5a48de588b6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3带，提起衣服下摆，登上座位宣称自己可以纵论儒、释、道三教的高低。
座中一人问道：“你既然说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什么人？”李可及回答道：“是个女人。”提问的人惊讶地说：“为什么呢？”李可及回答道：“《金刚经》说‘敷坐而坐’，如果如来不是女人，何须丈夫坐下后再让儿子坐下呢？”皇上因此微微一笑。
提问的人又说道：“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可及回答道：“也是女人。”那人更加不明白了，李可及于是说：“《道德经》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不是女人，又何必害怕有身孕呢？”皇上大悦。
又问：“孔子是什么人呢？”李可及回答道：“也是女人。”提问的人说：“你根据什么知道孔子也是女人？”李可及说：“《论语》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如果不是女人，为什么要等待出嫁呢？”皇上高兴极了，赏赐李可及非常丰厚。第二天，授予他环卫员外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