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魏征？-帮我介绍一下历史上的魏征

【魏征】（公元580----643年）
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鹿人（今河北巨鹿）人。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深得唐太宗器重，后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著有《隋书》序论等。
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河北巨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魏征故事一则
　　唐太宗曾经问：“开创事业与保持基业哪一样更难？”房玄龄说：“开始时各路好汉起事于草莽，群雄竞相角逐，攻破阵地迫使敌人投降，苦战获胜才平定天下，创业就是难啊！”魏征说：“王业的兴起，必然是趁天下衰乱，推翻了昏庸的暴君，创业恐怕是天意授予和别人给予的机会罢了。既已得到天下，就会安于骄奢逸乐。人民想清静，徭役去毒害他们；百姓正在疲惫，聚敛盘剥去困扰他们。国家由此就衰落，所以守业就是难啊！”太宗说：“玄龄跟随我平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就看见创业的 艰难。魏征跟随我安定天下，生怕富
　　贵后骄奢起来，骄奢就会懒惰，懒散怠惰就会亡国，看到了守业的不容易。但是创业的不易，已经成为过去了；而守业的艰难，正是要与诸公谨慎对待啊！”

　　长孙皇后

　　生平简介

　　长孙皇后（601—636），河南洛阳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高祖稚，大丞相、冯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将军。父晟，字季，涉书史，趫鸷晓兵，仕隋为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为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孙，乐安王高励之女.
　　长孙皇后于仁寿元年出生长安.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唐国公李渊的二子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

　　姚崇

　　姚崇，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出身于陕县一个武将之家。父亲姚懿在贞观年间做过州都督。姚崇二十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迁回汝州梁县广成外婆家。
　　广成泽在汝州西六十里，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姚崇继承了父亲的尚武遗风，每日以习武为功课，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猎比武。十数年坚持不懈的锻炼，炼就一身强健的体魄和勇猛无畏的精神，诸般兵器无所不通。后来饱学之士张憬藏游学路经广成，落脚姚崇家，见姚崇气宇轩昂，眼神里透出一股灵气，非一般山村野夫可比，但与之交谈起来却感到他知识贫乏，文理欠通，力劝姚崇好好读书，增长识见，并鼓励说：“广成是上古贤人广成子所居之地，黄帝曾问道于广成子。你将来当以文才显名，很可能作到宰相一级大官，不要自暴自弃，要好自为之!”从此，姚崇潜心修文，刻苦攻读，学业大进，参加科举，考中进士，步入政坛，先后做了三次宰相。
　　姚崇入朝做事，负责理案刑狱，正值武则天时严刑峻法横生，他执法公正，把许多人从冤狱中解放出来，引起朝野注目，官职连续晋升。公元698年，武则天破格提升他为尚书，兼相王李旦府长史。五年后，因对罪武则天内宠张易之、张邦昌兄弟，被借突厥犯境这之际调任安抚大使。临行推荐了张柬之任宰相。705年，武则天病重，姚崇从边关回京，同张柬之密谋杀死了张氏兄弟，逼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显。李显复位，以姚、张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为梁县侯。中宗继位，武家势力十分强大，姚崇没有按受相位，以种种借口出任亳州刺史。之后出现了《大名宫词》中张柬之被杀、武三思和韦后掌权，太子杀死武三思，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权，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拥李旦继位的宫廷权力争斗。姚崇幸免于难。
　　李旦继位后，于公元710年，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二次当了宰相。因太平公主想走母亲的道路，掌握大权。姚崇向李旦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洛阳，诸王派往各州，确保东宫李隆基之位。昏庸的睿宗李旦如实转告太平公主，使事情败露。李隆基为争取主动，以姚调拨兄妹关系为由，贬姚崇为地方官。这任宰相在职还不到一年。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继位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巩固了地位，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十月，唐玄宗在骊山下举行盛大阅兵式，参加的有二十万军队，旗帜相连五十余里，但军容不整，秩序紊乱。看到这种情况，玄宗大怒，下令把阅兵式总指挥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罢官流放。召姚崇速赴骊山行营。姚崇赶到骊山时，玄宗正游猎于渭河之滨。玄宗问姚崇：“卿颇知猎否?”姚崇回答：“臣少孤，年二十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四十岁方e5a48de588b6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66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宰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于是指挥卒伍，呼鹰放犬，投枪射箭，进退有序。玄宗很称意，即拜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替郭元振做宰相。
　　姚崇出任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唐玄宗建议改除武则天晚年以来十几年间混乱政治的积弊十种。主要是罢免冗官，行法自近，禁绝贿赂等。玄宗很爽快地全盘采纳，并全力支持姚崇逐条落实。姚崇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沉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的基础。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唐太宗时的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贤相。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去世，亨年72岁。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去世前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子孙去世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成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房玄龄

　　房谋杜断之房玄龄房玄龄，（579年～648年），别名房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松），汉族，唐代齐州临淄(今济南章丘相公庄人)，是中国唐朝时的开国宰相，父房彦谦。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十一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曾受诏重撰《晋书》。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

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62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