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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历史记录者称为“史官”,主要从事史料的收集与汇编、史著编撰与保存。包括:(1)记事;(2)典藏政府档案;(3)收藏、管理文献图书;(4)编史。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商周时代,甲骨文有"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这时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0,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对于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的史官,古人称为“良史官”。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
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636f7079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9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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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官
你说的是专门写起居注的史官
在中国,传说最早的起居注是汉朝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其后,zd在汉明帝时,起居注
也有《明帝起居注》,但这些起居注多为中国宫廷内部自行编撰,并未设有专职与专人来负责编撰。
直到晋朝时,开始设立起居专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其后一直到清朝,各朝代都曾有起居注的撰写;但是,由于动乱与本身未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制度,在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大部份均已不存。 在清朝,最早在清太宗和清世祖顺治年间即有撰写,但断断续续,直到清圣祖时才开始设立起居注馆,由经筵日讲官来专职编修起居注,其职位多由翰林院的官员兼任,起居注的制度,曾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为党争而被清圣祖下令废止,但又于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开始恢复编撰,此后,此一制属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