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的来历-北京和平门的由来

建国门位于北京长安街上，原是日伪统治时期兴建的城门，当时名叫启明门。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之下，1945年11月9日，将这个城门改名为建国门。

　　历史变迁
　　明清时期
　　建国门外大街
　　明清遗留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内、外两城所组成，开有“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及德胜门箭楼尚存，其他城门均不复存在，只是保留了原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标志。但在这16个老城门之外，还多出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这三个听起来也像是城门名称的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0地名混杂其间。明清时期，老北京城的城门不是简单的出入通道，而是设计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门，均由城楼、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所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闭的空间，敌军一旦闯入，即被“瓮中捉鳖”。 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都不曾具备上述设施，它们只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为了交通方便，陆续在老城墙上开辟的通道而已。复兴门和建国门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
　　抗日时期
　　建国门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了一座10米宽的拱券门洞，并加装了铁门。1955年，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
　　解放后
　　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口”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口变成了“小街桥”。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
　　文革期间
　　造反派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但造反派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却是当年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 。
　　改革开放
　　是北京二环路的东段的重要枢纽，建国门外地区有众多的使馆，涉外机构。改革开放以后位于雅宝路地区的秀水街慢慢形成了以服务国外游客为主的专业市场。

旧北京内城有9个城门，外城有7个城门，和平门却不在此之数。和平门位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但在80年前，却根本没有和平门这个城门。

此处当时由南至北，有新、旧帘子，半壁街，中街，松树胡同。城外是护城河，护城河南就是厂甸。所以无论城内外，经商办事你不绕正阳门，就绕宣武门，极不方便，尤其在内城想去琉璃厂、东方饭店等，无不大绕其弯。特别是春节厂甸庙会期间，商贩和老百姓们极不方便。曾读《鲁迅日记》知鲁迅在癸丑年（1913年）厂甸庙会期间，共去7次，都是绕行。我略统计，1913年除6月至8月近2个月鲁迅离京，共至琉璃厂28次。当年鲁迅上班、居家好在都位于宣武门外，并不太远。最大的不便还是商家摊贩，住在外城还好说，如果住内城，每天送货摆摊，更是麻烦，无形中每天要走不少冤枉路。因此，老百姓和商家们一直都盼着开个城门。

在封建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袁世凯统治时期，曾有人提及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报到袁世凯处，袁先是同意。但前门一带商人惟恐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致“王气”泄露。袁世凯本人极迷信，恰又筹划称帝，便将此事否决。

直到1924年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回京，有商会代表民意提及开城门之事，冯玉祥欣然同意。当时是段祺瑞执政，名义上须报请他核准。冯玉祥遂将此事交与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大概是因鹿钟麟曾率20名手枪队员逼溥仪“移宫”，办事精明麻利（当时警察总监张璧问他办此事需多少军警？鹿答曰：“军警各20名就够了），加上开城门亦属市政督办分内之事，所以才将此事交与他。鹿钟麟走马上任后，经过测量、拆迁（拆迁费还是冯玉祥同财政部争吵后才获准拨款的），才正式动工，当时无机械，一切须人搬车推。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号称“不扰民”，恐怕不便征用民夫，只能动用军队。于是经冯玉祥同意，调动自己的部队（鹿的本职是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砖一石热火朝天地动工拆墙。据当时报纸记载：鹿钟麟经常亲临工地指挥，有时还挥镐动锨。有位摄影记者听说，大感兴趣，专门前来寻觅。但是当时冯玉祥部队高级将领与士兵一样，皆穿灰布军装，左臂均佩“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这位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他，刚举起照相机，鹿钟麟便一言不发扔镐而去。这段新闻当时引起很多北京人的兴趣。

但依鹿钟麟的为人处事，如此低调，却与他平时一贯行事不符。鹿虽行伍出身（清末投身北洋陆军第二镇为下级军佐），但口才甚好，一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与重用。“移宫”事件就是一个佐证。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并送他到北府（即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他与溥仪握手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平民？”当听到溥仪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平民”（这未必是真心话），鹿即教育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同时还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国效力”（见溥仪《我的前半生》16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可见鹿的对答不仅得体而有分寸，也颇见水平。而据《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载当事人所见，当时内务府大臣绍英谴责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还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见该书第115页），晓以大义，软中有硬，绍英当时便哑口无言。由此亦可见鹿的口才，但鹿钟麟何以在挖和平门城门时竟对记者一言不发，并不借此时机宣扬冯军“不扰民”、“真爱民”的宗旨，继而展示演讲口才，确实令人费解。

城门开好（说是城门，并无城台、门楼，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部队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以方便商旅、百姓往来。但不久奉系入关，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经请禀“大帅”认可，取名“兴华门”，寓奉系得胜、张为大帅、中华兴盛之意。当时特请名气很大的天津正楷大书法家华世奎（字壁臣）写就，华氏写的一笔好颜体，在天津写就送至北京刻石，填涂朱漆，嵌于城门之上。当时很多人来看匾都称赞不已。为什么找华世奎写？华氏是津门望族，清朝遗老，官至内阁阁丞，当年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便是华世奎所写。而且，因为他名气大，上世纪20年代天津商e69da5e6ba90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6店的牌匾，均出其手。尤为轰动一时的是1928年他为天津劝业场所写匾额，不仅每字大三尺余，更因笔法苍劲气势雄伟，而为劝业场增色不少。更令人传诵的是，该劝业场经理高星桥为礼请华氏，润笔之资高达500银洋，每字百元。按当年天津市场时价，可购高级面粉250袋！据说京津商业题匾者，润笔无出其右。华氏名满津门，但为北京商号题匾却绝少，所以当时华氏之匾悬挂之后，很多北京人都认为势雄谨严，很切合首善之区城门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