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什么时候成为官方哲学?-儒家思想何时成为官方哲学？

正统思想是指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官方哲学是指将儒家思想哲学化，系统化，上升到自然界的范畴。成为世界的本原。入学在西汉武帝时成为正统思想；在南宋朱熹时成为官方哲学。

儒家思想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纵观中国历史，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孔子在提出儒学的初期，他的理论并未得到诸侯的认可。即使是在其后的孟子对儒学做了继承与发展，让儒学成为具有系统理论的显学，也没有使之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被普遍地接受。因为在兵荒马乱纷争不断的情况下，“仁”、“礼”等字眼显得太过虚无飘渺不切实际了。直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对天下施行“有为而治”，董仲舒及其改良的儒学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这些都为汉武帝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e5a48de588b6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9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这最好的证明。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颠峰时期是由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所掀起的。朱熹把天理与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已经接近哲学的高度了。朱熹所注释的《四书》更是成为了科举考试的经典范本，树立了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对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道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感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当时的社会形态来说，这些思想确实契合了一个典型的大河文明的封建农业国家的政治需求，但也走向了一个极端。《四书集注》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仅此就深深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尤其在明、清两朝，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是中国科技发展停止，政治走向衰弱，文化走向黑暗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也难怪辛亥革命后，政府不遗余力地革除陋习，改变社会风俗习惯。更有甚者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思想的彻底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很难找到关于“仁”的温暖包容，有的只是从“礼”到“理”的无视人性和人格的畸形发展。

但是，在如今的历史发展新时期，儒家思想还是在不断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也还是在一个“仁”字上，以及由“仁”引出的“和”。如今的中国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秉持的即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被放在了首位，这便足以体现中华文化中对于和平与和谐的向往，对战争与霸权主义的排斥，而这些，源自于儒学。相信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依然作为深植于中国的基因中的一种力量，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汉朝兴起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 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260 BC - September 10, 210 BC)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63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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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