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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用一首诗告诉你,什么才是绝望的爱情:一寸相思-↑↑↑〔强烈厷告〕∶ 李商隐的诗.

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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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文 / 蜀道迷途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他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经历历史上很少记载。仅《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中分别有几百字大同小异的叙述,而且语焉不详。

李商隐因不幸卷入牛李党斗争中,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身处盘镇割据,宦官专权,明党纷争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一生都在苦难崎岖的险道上徘徊,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李商隐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前人曾概括为“深情绵渺”或“沉博绝丽”,具体表现为: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笔下事物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以骈文为诗,辞采华丽,音韵铿锵,善用比喻;议论、叙事、抒情与典故相结合。他以意境的柔细婉曲和词采的典丽精工创造了诗歌朦胧美的境界。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

一、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及人生遭遇

1、时代背景

李商隐一生都是郁郁不得志,贫病交迫,怀才不遇。朋党之争的祸害,官场对他的排挤,构成了诗人寂寞悲惨生活的基调。“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崔珏《笑李商隐诗》中的诗句,亦是同时代人对李商隐的评价,这些诗句概括出了李商隐一生悲惨的遭遇和不幸的命运。

李商隐生活于中晚唐,历经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 )三朝。这六位帝王大都是平庸之主,不是崇信方士就是嬉戏游乐;不是早死就是被人杀害。正如李商隐《乐原游》一诗中所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央政府腐朽又直接影响了各地方局势,常有各地藩镇佣兵作乱,掠夺兼并等等。朝堂之上又有“牛李党争”,这就是诗人所处的晚唐时代,在这个官场黑暗,社会风气日下的大环境中,他只能矛盾的活着如对令狐淘的感情态度是非常矛盾而复杂的,既有怨望,又有期待;既有赞颂,又有讽刺;既有陈情,又有鄙夷……[2]

这种黑暗社会与现实生活给予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但影响着他的生活道路,更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黑暗现实与客观环境的交互,使得诗人只能采取隐悔曲折,侧记旁敲的方式创作,或写景抒情,或借古讽今,咏史寓概,或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寓君子。”《樊南文集》卷四《谢河东公和诗启》中这样记载道。

2、悲惨境遇

李商隐幼年时就死了父亲,家境十分贫寒,作为长子,他还未成年就不得不与母亲一起担起家庭的重担,虽说后来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可也过得穷困潦倒,寂寞惆怅。他在《樊南甲集·序》中写到:

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樊南穷冻,人或知之。

可见他的生活之艰苦。并且在他与亲朋好友的信件中常谈到他的遭受。如“一官一名,祗添戮笑” 《上李舍人状》。虽说李商隐自幼家境不好,可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此外还很擅长作文。也正因为这点后来被东都留守兼东畿汝都防御使令狐楚看中并加以提拔。自此,李商隐跟随令狐楚开始学习四六文体,同时也开始了诗人的仕途之旅。大和四年(830年),李商隐在令狐楚的资助下上京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名落孙山。此后几年他屡次有令狐楚资助上京应试,却屡试不中。大和七年(833)春天,令狐楚被调任礼部尚书,要离开太原进京,这时李商隐只得离开令狐楚回到自己家乡。838年,令狐楚身染疾病去世,李商隐从此失去了他的恩师也失去了一个庇护者,更为严重的是令狐楚之死影响了诗人的生活来源。天公作美,正当诗人为生活发愁的时候,领命视察民情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请他做节度使府中的掌书记,于是诗人便欣然前往。后来与王茂元的女儿王氏结为夫妻。然而没想到的是,他投入王茂元的门下之后,却使他陷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最后成了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前程。

3、身陷牛李党争

门户私见、朋党倾轧,是中晚唐政治的弊端,这也是中晚唐官场斗争的常例。《牛李党争》是中唐以后一段时间内关系着广大官员的重要政治斗争。李商隐和这一事件的纠葛,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遭遇和创作。

牛党以李宗闵为首,包括牛僧孺、杨虞卿等;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包括郑覃等人。公元838年,由于令狐楚之死,李商隐失去了庇护者,更影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正好此时,经原节度使王茂元给他送来了聘书。请他去节度府中做书记一职。正为生计发愁的李商隐欣然前往,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入幕,却令他从此陷入了“牛李党争”的漩涡。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李商隐结交的多半是牛党人士,且出自令狐楚门下,自然被归入了牛党的行列,而现在聘请他的王茂元却是属于李党。李商隐只是“牛李党争”中一个无辜的牺牲品。他的一生因此蹉跎,才华不很施展,就一直在幕府中沉浮,而这样的人生道路同样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

他在一首《无题》诗中写道:

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 裙衩芙蓉小,钗茸翡翠轻。 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 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全唐诗》卷539-108

诗中先描写了新婚妻子的美丽新婚的幸福。在末尾处突然笔锋一转,透出心中的隐忧来:自己就像一支无辜的棋子,做了朋党纷争的牺牲品。命运在他人手中。[3]

李商隐的这些悲惨生活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给他的诗歌蒙上了一层迷惘的情调和神秘隐晦的色彩,这也使得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致使他在晚唐文坛甚至中国古典诗歌的整个发展中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二、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缜密的构思

《韵语阳秋》中记载杨亿评论义山诗语:李商隐的诗歌读来感“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不竭”有一唱三叹之妙。他的诗立意高迈、新颖构思缜密。悲惨的生活道路培养了他对社会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他与温庭筠的词虽有过于缛丽,但李商隐感伤时事,颇得风人之旨,隐合美刺之义.他那自概生平政治讽刺的诗令人回味感叹,就是一般叙事抒情诗也写得别开生面,发人之所未发。于是给人一种立意清新,构思精密之感。

从整体上看,他的诗选材广泛,常用的诗构成一幅画而看成统一的整体,或是用组诗的形式来表达到抒情写实的目的.例如他的政治讽刺诗,诗人就巧妙的把议论和抒情结合起来,通过咏史、咏人、咏物、写景等方法的运用来达到讽刺的目的。同时,诗人还采用组诗形式,集中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讽刺。如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事迹的《马崽二首》《龙池》等诗。唐代诗人咏明皇、杨妃事迹的诗篇颇多,大多对他们的悲剧表示同情。而李商隐却能采取批判态度,特别是对明皇“贵为天子不能保其妻子”这点给予揶揄,这种见解是对“不彰君过”的传统观念的否定,并且扩大了咏史诗的构思领域,对后世起了良好的启迪作用。例如王安石咏西施诗云:“谋臣古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斩宰喜否,不愁宫里有西施。” [4]
从具体诗篇上来看,最能体现李商隐立意精辟的是那些政治讽刺诗和自作生平的诗篇。如他的七绝《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将咏史、议论和抒情三者结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遭受权贵排挤,以大中大夫出为长沙王太傅,后岁余,征还。汉文帝于未央殿前宣室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因问鬼神之本…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此为过之,今不及也。’”这一段平凡的史实,经过李商隐的熔炼,错选了一首非常精辟的政治讽刺诗。讽刺了文帝的荒唐,赞叹了贾谊的才华。另外,诗人善于通过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他能抓住事物最典型的特征勾勒出鲜明形象,捕捉昙花一现地呈现在眼前或浮光掠影地闪过脑际的事物和意念,加以艺术的着色,用以传达出内心深沉的感触。他的内心是寂寞痛楚的,他的感情隐蔽深沉,他的诗少平直浅露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8之间多为曲折委婉之句。正所谓“义主之外”,“复意为工”是义山诗的特征之一。[5]

(二)凝练的语言

晚唐诗人李商隐,以其惊艳绝伦的才华,鲜明独特的风格、新颖的意境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诗篇,这些诗篇中的语言也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那么他的语言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辞采华丽,色彩鲜明。

义山的词给人以绮丽典雅的感觉,诗人在诗中运用成语典故,丽词逸句、淡言浅语,以至在语言民谚口语,莫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6] 他的诗的内容含蓄形式优美,给人以回味想象的余地,给人一种唯美的感觉。如:诗人这样描绘美女“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代魏宫私赠」;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如描写月的诗句:“昨夜月轮明”,“一川虚月魄,万崦自芝苗”“月带楚域积”。又如诗句“欲为东下更西游”“我欲西征君又乐”“碧云东去丽云西”等在诗人的笔下是那样的起落跌宕,徘徊低回,有着无限情趣,让平凡的**显得五彩缤纷,灿烂夺目。请看如下诗句:

月榭故乡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银河吹笙》

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中元作》

空园兼树废,败港拥花流《即日》

风女癫狂成久别,月娥孀独好同游。当时若爱韩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

上述诗句,形象生动、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2、 句式多变

李商隐的诗在语言运用方面充分体现出看了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和锤字炼字的功夫。他除了摹仿前人的形式,还专攻五言、七言、古体、今体诗。

例如叠字的用法:

暗暗淡淡紫,融融冾冾黄。《菊》

叶叶复翻翻,斜桥对侧门。《碟》

百里阳云复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西南行却奇相送者》

楚天长短共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

又如顶真句式: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官畔暮江流。《楚吟》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天涯》

如倒装句式:

如线如丝互牵恨,王孙归路一何遥。《柳》

如错综句式:

看山对酒君思我,听鼓离城我访君。《子初郊墅》

这些句子的使用,使得语言具有了流转回旋、意味深长,朗诵时有往返回唱之妙。使得意境委婉,语言多姿,耐人寻味。

3 、律法精严

李商隐的诗律法精严,以善于对仗著称。他除了擅长的七律七言外还有五律、五绝、五古、排律等诗。他的诗歌随着思想的内容不同,艺术形式与诗的节奏也不同。由于诗人十分注意诗句的平仄、押韵等,所以他的诗有很强的音乐美和节奏感。例如:《初起》

想象咸池目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

全诗除了押韵、平仄按照绝句规则外,诗中“想象、苦雾”两组词均为叠词,而“离、梁”二字又为双声。

这些叠词、双声词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强烈的旋律和节奏,而且读起来婉转曼妙,优美动人。

此外,诗中还善于暗中用典,融会史实,不着痕迹。诗人展开丰富的联想对简单的传说、史实作以巧妙的补充、创造,使得平凡的事物一下子“活”了过来。例如《后汉书·马廖传》中“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被诗人创作出《梦泽》“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三 )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

李商隐诗中的“比”,简单说来就是比方。不管是比甲物还是比乙物,亦或是比具体事物、抽象道理,还是以客观景物比主观感触,都是咏物托志。而他诗中的“兴”,简单来说就是联想,由甲物联想到乙物,看到外界景物出发内心感慨。也就是触景生情。[7] 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渊博的知识加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的比兴、象征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深刻的含义。他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等融为一体,从而使他的诗具有深情绵邈、余味曲包的优点。

他的诗往往在一首诗中同时运用象征、比兴、拟人、拟物等多种手法,来借以抒发主观感受,影射现实生活,或是诗人对生活上的评价,亦或是对某一问题的感受。例如《独居有怀》意识,表面上指少女失恋后独居还念旧欢,实际上是暗喻诗人在政治失意后希望改善和令狐绹的关系。

又如在《鸳鸯》《石城》等诗中,诗人以鸳鸯来象征男女结合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在《七夕》中又通过乌鹊填河的神话,向青年恋人们传达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祝愿。

此外,诗人在《赋得鸡》《晓起》《柳》等一些诗歌中巧妙的把拟人、拟物、双关语等修辞完美结合。这也是诗人的诗写得意境深远、委婉曲折的重要原因。

(四)无题诗的创作

无题诗是李商隐所独创。或以“无题”名篇,或借诗的首二字为题。内容或写爱情,或借男女之情而别有所寄托。这类诗多用七律,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工于比兴,善用象征和暗示手法形成绮丽精工、深情绵渺的独特风格。[8] 无题诗的创写无疑是李商隐在唐代诗歌发展中最大的贡献之一。无题诗扩大了抒情诗的领域,发展了抒情诗的技巧。除李商隐之外,历代诗人中都有写无题诗的作者。如晚唐的韩偓就有《无题》四章,唐彦谦的《无题》诗更是多达十三首之多,可都没能赶上李商隐的无题诗。

《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去绝无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候’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体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比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和本旨。”李商隐的无题诗以寄托为主,但每个人的读解不一,很难确定诗歌的本意。
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般把它当成爱情诗来读。诗人用比兴手法和精美的比喻、回环往复的抒情,真挚动人地表达了封建士大夫的爱情生活。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更是成为千古名句。

又如《无题四首》之二“东风细雨来”这首诗用象征和比兴,寄感慨于艳情,用事实典故以影射现实生活,写得蕴藉深婉。

另外,从他的《无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无题诗是李商隐艺术成就的结晶。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以及新颖的构思、凝练的语言的结合构成了李商隐诗的隐晦深奥、沉博艳丽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张明非主编.《中国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1页.

[2] 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311页.

[3] 王祥主编.《中国文学史话·隋唐五代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4] 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361页.

[5] 刘勰.《文心雕龙》卷八《隐秀第四十》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32页.

[6] 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372页.

[7] 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 .第399页.

[8] 张明非.《中国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0页.

李商隐最好的诗有两类,一种是咏史诗,另一种是爱情诗,即便我们说是另有所寄,但我们总喜欢当作爱情诗来看,李商隐的爱情诗,我们暂且这样说,这样理解,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伤感之作,却总能写尽我们的心里,发出我们心中幽情,著名的无题诗《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全诗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

原诗如下:
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
唐代:李商隐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东风飒飒,阵阵细雨随风飘散纷飞,
荷花塘外的那边,传来了声声轻雷。
有锁纽的金蟾香炉,香烟缭绕飘逸,
状似玉虎的辘轳,牵引绳索汲井水。
贾女隔帘窥韩寿,是爱他年轻貌美,
魏王梦见甄氏留枕,赋诗比作宓妃。
呵,我这颗心不再与春花一同萌发;
免得使我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烟灰。

首联“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e69da5e6ba90e79fa5e98193336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
颔联“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写女子居处的幽寂。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颈联出句“贾氏窥帘韩掾少”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宓妃留枕魏王才”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末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636f70797a64365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诗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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