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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
华严五教章卷一有‘分教开宗’之说，即将宗教二字分开解释，一般知以宗为主观的、个人的主义信念；教则有客观教说之意。又一宗之教旨，亦称宗教。此外，或以宗为无言之教，以教为有言之宗；或以宗为宗门，教为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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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
（一）宗教之原始功道能，在灭除苦恼不安，获得希望与安心，主要系感情方面之功用。版
（二）在善恶意志方面，宗教力量有助于匡正世道人心，确立伦理道德，乃至于发动社会反省、调整舆论风潮等积极之价值。
（三）与‘科学’之关系，科学与宗教之间界限分明、不能互相取代，存在牢权固的依存性。很多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从宗教中获得启迪，从而推动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宗教
宗教的本质是zhidao教育，宗教观应该是以宗教的本质为核心的，其教育的内容是人与人、大自然和天地万物的关系。因此宗教专观应该是教人认识宇宙人生，了解规律和道理，以及如何遵循规律去生活和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旨在提升我们内心属的灵性为要的观念。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佛理渐入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之根基，要和他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士第一次上书皇帝，即提出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所发。
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谨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则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慈悲，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
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土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e5a48de588b6e79fa5e98193336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