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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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看《春秋》是为了塑造出关羽文武双全、战场上威风八面、虎啸雷鸣，油灯下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是一个十来全十美的人物。
《三国演义》里没有明确写关公夜读《源春秋》。后人演绎出了这个说法。在被视为正史的《三国志》中，裴松之在注里引用他人的知说法，称关羽熟读《左传》，能够背诵。将《春秋》与信、义联系在一起，正是古人的理解该书的基本理路。自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来，《春秋》就与孔子绑了一起，就与尊王攘夷相关。要尊王，就须忠于正统，要攘夷，就须排斥宵小。从政道治上讲，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丞相之名行君王之事，大逆不道，实是乱臣贼子，关羽追随刘备，本质上是尊崇汉室，维护正统。儒士尊孔重经，就必须贬斥曹操，褒扬关羽，就必须让他夜读《春秋》之类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羽为什么要夜读《春秋》或者关羽是否真的曾经夜读《春秋》的问题，实质上是儒士为什么要让关羽夜读《春秋》的问题。
隐公元年《春秋》记：“公子益师卒”。《公羊传》曰：“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已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十三经注疏》）
这段话，既包括了张三世的内容，又涵盖了异内外的内容，涉及汉代公羊学的三科九旨中的二科六旨，可以说已经体现了此派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我们说这体现了汉代公羊学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是因为它把历史的发展看做必须经过衰乱世而升平世，进而达到这样三个阶段，从而提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与人们所见到的春秋时期的历史过程在直观上并不相符合。《论语·季氏》记：“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又记：“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三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情况是愈来愈乱。所以，刘逢禄在其《公羊何氏释例·张三世例》中将其概括为“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
其实，何休本人也知道这点。《春秋》定公六年记：“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远。”《公羊传》曰：“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曰：“此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所以长臣子不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
明知定、哀之间并非太平，而谓《春秋》“文致太平”，于是“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春秋》的解释存在矛盾，于是公羊家的历史哲学变成了背离历史的哲学，变成了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不为人所理解。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而应该对于客观的历史过程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考察其中是否有在深层上与汉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1代公羊说相应的成分。
首先，即便存在孔子所说的鲁政下逮，三晋与齐等国中政权下逮于大夫，但是这是否足以说明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愈来愈乱，每下愈况？问题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来定论，而应该从提问题的角度作具体的分析。孔子是从“礼乐征伐”是否“从天子出”的角度提问题的，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可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春秋时期的情况不仅不能说是每下愈况，而且应该说是一个大有进展的时期。可从考古的成就来看。
第二，从周王朝政令不行的角度来看，春秋时期的历史是在走向分裂。但是，西周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大量诸侯国存在的基础上的，而各诸侯国内又有着自己的分封等级；因此，这种统一具有其很大的表面性，在层次上无疑是属于低一级的。在春秋时期，相应于这种统一的破坏，逐渐出现了一种层次较高的统一趋势。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叙》。
第三，从族群交往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是每下愈况，而是有了空前的进展。
综上，汉代公羊家的由衰乱而升平而太平的三世说虽确有夸大之处（如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在今天的世界上也达不到），但并非完全荒谬绝伦，而是有其相当切实的历史基础的。如果说在孔子时期还不能完全看清，到汉代，公羊学家回顾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来路时，就不难看出春秋时期历史变化的真正意义。
来源：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第386—391页。